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尧洛清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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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番薯县令”余应桂
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 | 作者:杨燕芬 | 发布时间: 128天前 | 583 次浏览 | 分享到:

       番薯,又名红薯、地瓜,从其名字即可得知,番薯原本不是中国本土的物产,而是从外国引入的一种新物产。据俞为洁在《中国食料史》中的研究,“番薯由多人从不同的途径先后引进中国”,其中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,侨居南洋的福建人陈振龙将番薯引入福建;明末,福建、广东沿海一带已普遍种植番薯。

  番薯虽不起眼,但在中国历史上却起了不小的作用。由于番薯能在较为贫瘠干旱的山地、杂地种植,不但促进了山区的开发,丰富粮食品种,而且在饥荒之年,番薯补充食物的缺乏,更是救命无数。在古代,番薯还与为官之道有着密切的联系,俗话说:“当官不为民做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。”这句脍炙人口得如同番薯一般的“土话”,道出了为官之道和老百姓对官员的价值认可。

  番薯是很普通的食物,有趣的是,在福建省龙海市至今流传着两个古代“番薯县令”的故事:一个是郑玉振,清乾隆年间进士,任山西和顺知县时,为济荒年,教民引种番薯,活人无数,百姓称之为“番薯县令”;另一位就是本文的主人公余应桂。

  余应桂是明末江西都昌人,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进士,历任武康、龙岩、海澄等县知县,迁监察御史、湖广巡抚、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等职,其人其事列入《明史》。

  明崇祯元年(1628年)余应桂在海澄担任知县时,与番薯结下不解之缘,有关他与番薯的故事至今还在民间流传。那时海澄(今福建龙海)经济萧条,苛捐杂税繁重,而且经常受到海寇侵扰,百姓苦不堪言。余应桂受命于此时,是啃硬骨头来了。他七月到任,正值闽南“三伏天”,天气异常炎热。古代官员莅任履职时,很少有不讲排场的,而余应桂却是轻车简从。他的作风让当地许多官吏豪绅深感意外,甚至有人感到忐忑不安,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假象。老百姓则抱着观望的态度,希望他是一位好县官。

  余应桂到任后,首先在海防建设上下功夫。当地方言说“吃番薯,看势面”(意为判断形势,三思而后行),面对海盗猖獗,海氛不晏,他认真调查,做足了功课之后,拟定方略:一方面清理军中旧习,整顿军纪,提高战斗力;另一方面加紧建设军事设施,扩建大泥和溪尾二铳城,严令水兵把守,注意观察敌情;同时,在两个铳城之间还建有腰城,使东西两个铳城相互呼应,构成一个完整的海岸防御体系。余应桂的功夫没有白费,铳城建成后,先是击败海寇李魁奇的进犯,之后又用大泥铳城大炮击沉海寇十多艘贼船,甚得民心,兵民无不称颂。

  史载,余应桂“为人明敏,善剖决事,事无大小,立可决断”。一次,有两平民发生纠纷而告官,余应桂听完双方陈词,沉思片刻后,即做出剖断,对其中一人施以杖刑,以示警戒,原因是这人在争斗时动了刀子。百姓明白县令的良苦用心,额手称庆。俗话说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,有时口角纠纷是难免的,但如果诉诸暴力,这是余应桂所不能容忍的。

  余应桂任海澄知县的三年里,生活起居一切从简。为了怕县里冗员增加经费负担,他“莅任三载,不挈家,无仆婢”。公务再繁忙,日常起居不依赖下人,始终清廉自守,不逾矩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,据县志记载,余应桂“日所餐者,多用番薯,曰适口中耳,且可代匮,或啖不弃皮,其廉价又不可及矣。”堂堂知县,三餐伙食不仅无鱼无肉,且以穷苦百姓才吃的番薯代粮,更有甚者,余应桂怕浪费,还常常连番薯皮也吃掉。为此,人们亲切地称他为“番薯县令”。2014 年,在他的家乡,都昌县纪委铸造了一个警示钟,其上刻写当地名人事迹铭文,其中就提到了余应桂饥啖番薯而不弃皮之事,以此警示后人,尤其是为官者应当珍重名节、艰苦朴素。

  番薯虽小,却可拯救苍生。为官者无论居于何位,均须牢记自己肩上的责任,以苍生为念,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。